一起去大明朝的京城看海（上）-1911新国文唐朝绮丽男
更新一篇与「新国文」无关的闲话。
几年前北京下暴雨时搜集过一些关于明清时期北京水灾的资料，但比较零散。今年的雨季，又一次水漫京城，借此机会梳理成文，通过几个横截面窥探一下几百年前的帝国面对天灾时真实的样子。
题图出自《东印度公司使节团访华纪实》，描绘的是作者远眺1655年（清顺治12年）的北京城时的情景。这本书也是西方最早有关中国的游记画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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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清时期北京的排水系统设计
中国古代对城市排水的解决方案，是以城中的明渠暗沟为主要手段，将积水经水闸排入护城河，北京城在建造时也遵循了此一准则。
明成祖计划由南京迁都北京，从永乐七年（1409年）下旨营建时间规划局2，至永乐十八年（1420年）正式建成，整个京城的河道沟渠系统从规划上来说是十分完备的。京城水道的总体布局，是引西山水注入护城河，再经会通河至天津出海。遇雨天，则由遍布城内的各路沟渠将积水排入护城河经水路出海。
「京城北有海子、南接玉河桥、东有泡子河、西有河漕；各街俱有长沟；中城有臭水塘；此皆水道脉络。」
──万历八年工部奏章
满清入关以后，以北京为都城，自然地延续了这套水利体系。直到200多年后的民国，仍在部分发挥作用。
乾隆时期的北京河道图
虽然名为「河道沟渠图」，但图中标红的部分，应该仅覆盖了京城中主要河道及水系。
作为排水干道的明渠，规格为上宽下窄，两翼倾斜的结构，渠口能宽至2.5米、深2米。护城河的规格更高一些，以紫禁城外围的护城河为例，河宽能达到52米，河中能栽种莲藕，供宫中使用。
清代北海中种植荷花之盛况
摄于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期
除干渠以外欣疤克，还有其他大小不等的明渠暗沟，宛如毛细血管，也承担着排水的职能。这些沟渠的位置甚至明暗关系，在几百年间一直在随着环境、气候的变迁，发生改变。
这套水道沟渠结构，就是近年来在北京屡遭暴雨侵袭时，新闻媒体、社交网站上被人争相追捧的“古代排水系统”的根基。那么明清时期帝都的排水系统，真如传言一样九州志，在数百年的历史中运转良好吗？
其实不然。
2
明朝的京城曾饱受雨患
整个明朝时期，北京城因暴雨成灾的记录相当多，摘录部分如下。
永乐四年（1406年），北京还不是明朝的都城，因暴雨成灾，城墙毁坏达五千三百二十丈九鼎传说，当时北京城墙总共才四万丈，相当于毁了八分之一；
宣德三年（1428年），有因大水而将城墙冲毁、城门的桥冲掉的记录；
正统四年（1439年），又因暴雨，官舍跟民房倒塌的有三千三百九十户，溺死二十一人；
成化六年（1470年），因雨患倒塌房屋一千九百多户；
成化十三年（1477年）暴雨，房屋倒塌计两千两百户；
弘志二年（1489年），又因雨灾导致「京城内外房屋多有倾颓」，但未记明数量；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雨水倒灌京城，刑部牢房淹水，几千人犯在牢中载浮载沉；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桑干河的堤防被冲破，大水将北京外城的城墙冲塌；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六月，「京师大雨，平地水深数尺余」。
这是从明朝永乐年间迁都北京前后，近一百五十年间对京城影响比较严重的几次水灾记录。
如果将视角拉近，想要了解当时京城水患的成因、应对举措及相互间的关系，整个明朝，水灾最严重也最具有代表性的万历朝无疑是最佳的选择。
万历十五年、三十二年、三十五年、三十九年、四十一年，都有比较大的灾害记录。
万历皇帝御像
明朝万历皇帝明神宗朱翊钧（1563-1620年）御像，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万历十五年（1587年）
六月，「京师灾荒叠见，风雨陡作、冰雹横击、大雨如注。官民墙屋所在倾颓，人口被溺被压，颠连困苦至不忍见闻。」
十五年这次雨灾，万历所采用的救济措施是放赈施粮：「被害贫民，每户量给银五钱、米五斗；压死男妇，每名口给银一两、米一石；压伤男妇，每名口给银七钱、米七斗」。
放赈施粮外，另有一些配套的措施如将官府粮仓中的米释放到市场上，抑制奸商哄抬物价；设粥厂施粥等。都是当时比较常规的赈灾手段。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
七月，「京师霪雨连绵、两月不休。正阳、崇文二门之间，（城墙）中陷者七十余丈。京师之内，颓垣败壁、家哭人号」。
锦衣卫镇抚司的监狱也受了灾，「狱中房墙倒塌、积水成河，各囚生死难保，情实可怜」。
万历三十二年时，皇帝怠于政务已相当严重，但这一次雨灾，应对还算积极。
先是拨银十万两，京师内房屋坍塌者水浒英雄谱，每间房给银五钱作为赈济及医药费用；
从通州拨粮十万石，抑制京城米价上涨；
除按旧例在受灾期间免征房号银（京城独有的一种房屋税）外，额外免征一个月；
锦衣卫监狱受灾的犯人小郑多彬，除死囚外均提前发落，因矿税入罪的普通百姓得以特赦。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
闰六月，「雨潦浸贯城，长安街水深五尺（约1米）」，京城内外被灾者十倍于三十二年水灾。
此时，由于万历皇帝的怠政，上演了明朝应对京城水灾历史上最具戏剧性的一幕。整个闰六月，皇帝针对水灾留下记录的应对措施只有一条──命顺天府祈晴（时在公历8月20日）。
当然，碍于当时对天灾的认知，写篇优美的祭文，杀羊宰猪献祭，求求老天爷收了神通，也是常规应对手段之一。更何况明里暗里认为皇帝的怠政导致上天震怒，才频频降下灾害的人，也不在少数。
到了万历三十五年七月，甲午（公历8月25日）刑部司狱淹水、锦衣卫狱淹水；戊戌（公历8月29日）东华门内城墙坍塌、德胜门城墙坍塌。
由于刑部司狱受灾，刑部侍郎沈应文在请示如何处置囚犯没有得到指示后，自己先行做了处置，事后也没有受到任何处罚。
到了乙巳（公历9月5日），皇帝终于有了动作，下旨清点灾民数量并捐救、出太仓米抑平市面米价、令工部紧急疏浚沟渠周京平。
熬到丁巳（公历9月17日），雨情终于稍缓，顺天府为之前领的祈晴令复命。万历批覆道：雨情现在是和缓了，也不知天意会不会有变，你们大臣平常要勤于职务，不要每次到有了天灾再临时抱佛脚。
今幸雨歇，尚未知天意如何。尔大小官员常时恪共乃职、勤政便民，毋淂优游玩愒。直候有灾方修省祈祷，岂未雨绸缪之义？
此言一出，朝中皆不以为然，更有给事中（言官）直接上书道：请皇上也勤于政务。
旨下，诸臣以为遇灾修省，义不得独责之臣下也。后数日，吏科右给事翁宪祥曰：顷者霪雨为灾、洪水泛溢、人心汹惧、未知所终……中略……今皇上责臣下以玩愒优游，而朝端大政废弛关失、玩愒日多，臣请举其大者……
然而皇帝此时早已听惯了这种不咸不淡的批评，没有任何表示，万历三十五年京城的水灾，就这么过去了。
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
六月，「大雨水，都城内外暴涨损官民庐舍」。
从《明实录》的记载看，万历三十九年的这次雨灾，比三十五年那次更为严重，但皇帝的怠政甚至比天灾还要厉害。
大学士叶向高上奏「今岁之水又与三十五年同且有甚焉……中略……辇毂之下洪流漂荡、房屋倾颓、九衢罢市、万室无烟；啼号之声与狂飈猛雨相为凄惨，盖缙绅不免况于小民」，请按三十五年赈灾成例拨银拨米救济。这份奏折被留中不发，没有任何批覆。
至十月，礼科右给事中周永春等上言，今年的水灾比三十二年、三十五年都要严重，百姓流离失所，在度日如年中等着皇上下诏减免赋税的消息，但数月来杳无音信，实在活不下去了。
今岁水灾较之三十二、三十五两年，其势尤甚。小民盻望蠲缓之诏，以日为岁龙舞天团，今已数月，杳然无闻。
可知在这三、四个月中，万历没有任何针对天灾的作为。且周永春等人的奏章，同样石沉大海，之后皇帝也没有下令颁布任何赈恤的措施。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
七月，京师大水。吴锡豪
不知道是接受了皇帝对政务的懈怠已经病入膏肓这一事实，或者其他什么缘故，这一次连上奏请皇帝赈恤的人都没有了。
轸念流民图
万历皇帝登极时刚刚9岁，时任内阁首辅又是帝师的张居正专门为他编了一套以图画搭配短篇文字的课本──《帝鉴图说》，上图即出自此书「圣哲芳规」卷「轸念流民」篇。此彩印本现藏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
不知道这时候在深宫之中的万历帝，会不会偶尔想起当年那位循循善诱的「张先生」。
待续
这篇文章的脉络源自台湾学者邱仲麟的论文──《明清北京的城市水灾及其对策》，对原文中的很多案例进行了查证和溯源，不知不觉就写得长了一些，所以分成上下两篇发出。下一篇会简单探讨一下为什么明朝京城的雨患会如此严重，以及到了清朝情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新干天气预报。
To Be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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